我叫曾淑英，今年40岁，出生在平昌县西兴镇光明村五社一个贫苦的家庭。1987年初，我与土垭乡晨光村杨焕义结婚。二十年来，我既侍奉好91岁高龄的失散老红军爷爷、父亲的继父、继母，又奉养左脚胫骨折断难行走的亲生父亲和常年患糖尿病、胃穿孔的母亲，还要照顾丈夫老家居住的公婆。我这个平凡的农家妇女，面对这个组合大家庭的现实，选择了坚强，用爱与坚韧支撑起艰难困苦的家庭，用行动诠释着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古训。

　　我爷爷1933年参加“童子团”跟随红军北上抗日，在攻打“千峰山”战斗中，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，成了失散红军。从小我常绕膝于爷爷身边，听爷爷讲他参加红军的战斗故事。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便打下了革命传统教育的烙印。

　　91岁高龄的爷爷，一到冬天常患感冒，咳喘吐痰，病痛时还常常叫声不断。每每一口痰堵塞气管，喘不出气时，我就急忙用双手捶背，用食指伸进口腔掏出浓血痰，用温开水让爷爷漱口，并用水糖煎枇杷叶熬药汤一勺一勺地喂到爷爷的嘴里。每次病发，我都要丢下农活，去七八里外的医院请医生。有一次，为了抓时间走捷路，她便爬上1000多米高的猫头石，当爬到太阳湾时，我大汗淋淋，突感头昏眼花，一晃便滚倒在荒野的小道上，不省人事，正巧被一位割草的老大娘发现，见我左额擦伤流血，右手跌伤，急忙给我刮痧，用石灰粉止血。几个小时后，我才苏醒过来，顾不上疼痛，我又继续向医院走去。

　　为了治好爷爷的病，我常常给爷爷“开小灶”—熬稀饭、炒鸡蛋，并一勺一勺地喂给爷爷吃。多少时候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医生，我便顶风冒雪，不畏酷暑前往求医，在我的精心照顾下，2006年，爷爷幸福地走完了人生。

　　1990年，我的第二个儿子诞生了。丈夫在外打工常寄钱回家，我在家勤俭操持，加之父母的帮助，一家人的日子还算过得去。

　　1998年4月，母亲因患胃病和糖尿病，需长期吃药住院。煮饭、熬药等样样都由我干，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，慢慢消瘦起来。给母亲治病已花了两千多元，治好母亲的病必须到县中医院进行开刀手术。于是，我回家卖了能耕田犁地的大黄牛，加上四处抓借凑足了1500元现金，安排好爷爷婆婆到邻居表爷刘安全家暂住，两个孩子送到外婆家去。第二天，我陪送母亲去县中医院做开刀手术，虽然病情已到晚期，但在我的精心照顾下，母亲又多活了3年。

　　母亲去世不久，我弱智的父亲又发生意外，2003年10月的一天，父亲在砍柴回家时，因背架上的绳子一断，连柴带人滚下三丈多高的悬崖，我急忙赶到现场时，发现父亲躺在荒坡坪上，鲜血直流。见父亲伤得这样，在邻居的帮助下，我租上摩托车直奔马鞍村请外科医生连夜赶回家里给父亲诊治，父亲左脚骨已成为粉碎性骨折。每次换膏药时，我先要热敷草药，亲自嚼烂后，吐出来敷到伤口处，因药味苦涩，常发呕吐，我总是强忍着，毫无一声怨言。父亲是个粗声重语的大喉咙，一日三餐稍有怠慢，动辄就要骂人。不知多少次，父亲要大小便，我晚去一步，大小便就撒在床铺上、裤子里，我背着污染的衣裤、被套、席子、粪桶一大背到河沟去洗刷。我常想：母亲已去世，父亲精神空虚，更需要当女儿的体贴、安慰和孝敬。在父亲生病的日子里，端茶递水，煎汤熬药，饮食起居从没有怠慢过。在最后的恢复期中，我搀扶着父亲杵着拐棍学走路，在我精心照顾下，父亲的脚基本治好了。

　　当我快要偿还完母亲、父亲治病欠下的7千多元债时，又一场灾难逼近我。2004年冬，88岁高龄的婆婆又瘫痪在床，吃、穿、拉、撒不能自理，侍奉婆婆的重任，自然落在了我身上。端茶、喂饭、接尿倒屎、定时喂药、擦身洗脚、换衣服、洗被子便成了我每天重复的必修课。我每天总是鸡叫起床，先砍猪草后割牛草。天大亮时，我就把牛草背回来了。农忙栽秧打谷时，去换工做活，常常不能吃别人家的饭，每天必须回家三次给三位老人做干稀两样饭、炒两样菜，将药和饭先端给爷爷和父亲，然后又将饭和药一勺一勺喂到婆婆嘴里，三位老人吃完饭后，再去换工做活。天热时，帮爷爷婆婆驱蚊打扇;天冷时，生起木柴火，把热水袋塞到爷爷婆婆的双脚下。婆婆病危那个月，我陪伴她一起睡，半夜三更给她盖被子，暖她双脚。在那个艰难的日子里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：一家睡着三个病人，常常是爷爷这边要喝水，父亲那边要吃药，婆婆在喊要翻身。弄得她晕头转向，不知所措。尽管如此，我毫无怨言，用行动印证了侍奉老人的责任。

　　虽然三位已故老人的医药费和丧葬费用共用去了三万余元，还欠下八千多元外债，家境清贫、困苦不堪、债务累累，但我仍然每年给公婆交纳500元养老生活费，按时按数亲自送到公婆手里。怀着对亲人的满腔真情，如今，我依然承担起照料弱智脚残的父亲重任，这就是我的孝道，我的孝心，我做人的标准。